国航西藏分公司拉萨营业部春运小记

本著作的主题可以拆分为三大部分：中华法系的过去、中华法系的转型和中华法系的重建。

因此，数字技术助推的法制现代化，也对与之相应的法制系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律师是审判独立的主要推手，也可在司法实践中把法制现代化的任务分解成一系列在技术上可操作的步骤。

（二）围绕审判独立的助推措施与推手困境在改革与开放的时代，经济管理和调节的基本方式发生了大幅度改变：从那种事前的行政许可和直接规制转向事后进行司法救济以及间接指导。在这一阶段，尽管国家权力开始集中化，但法律既不是实证的，也不是公定的。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根据国情和实践需求把潘德克顿系统的形式理性适当相对化的立场。在过去的四十五年间，尽管历史演进的路径也有迂回曲折，但发展经济和推行法治始终是社会的主旋律。在去行政化的改革之后，对法官裁量权的纵向的、行政性的监督有所弱化，这就需要通过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较真的方式进行横向的、专业性的监督。

相反，他承认其中存在职业法律人与普通民众之间意见的差异。美国哈佛大学的艾伦·德肖维茨（Alan M. Dershowitz）认为：枉法行为大部分并非来自判决结果，而是出于程序之间。法律制度就是由法律命题所构成的严密而完美的体系。

与此相映成趣，主要由政府聘请的日本法学家志田钿太郎等拟订的《大清商律草案》则遭到统治集团内保守派的抵制，以不合国情为由而被基本废弃。另一个是实施法院上网工程，通过案例大数据为算法助推创造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推行案例评析和研究以及法律解释体制的完善，在法律共同体内部形成关于审判技艺的共识，从而进一步提高司法判断的规范化程度。一般而言，法官居中判断、司法程序对案件做最终了结、所有审判都必须在严格守法和严格论证的基础上进行，这些都是司法规律的基本要求。然而中国法的状态却与此南辕北辙。

因此，向法国民法典回归的动向也势必导致学说汇纂式系统的相对化，因为设置民法总则编、严格区分物权和债权正是潘德克顿法学的基本特征。二战之后，法与现代化口号在很多场合被转换为法与发展（Law and Development）运动的表述，因为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和殖民地独立背景中，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显得不合时宜。

这种法制上的全盘西化，具体表现为把普遍的世界性作为立法的准则，要求所有法律规定都不得与现代化的潮流相违背。秦朝开始实施郡县制，官僚机构一直强有力并且越来越高度集权化，因此社会变革首先需要促成这个大一统体制的解构，即存在首先从集中到分散，然后再回到另类集中的政治趋势。根据我的观察和理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历程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阶段或基本类型。在设置陪审制、废弃无夫奸罪名时也还是要到《周礼》中寻求制度化的标准或正当化的根据。

当然，司法责任制不能落入传统的承包责任制的窠臼，而应该符合司法规律——这是司法改革方案的明确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似乎有两种制度安排变得越来越重要，即调解与信访。实际上，法国民法典既不承认物权行为概念，在物权与债权之间也没有划出明确的、固定的界限，还不承认法律行为概念，这就使得民法总则的中心内容大都无从成立。忽视这一条保留意见，所谓特色就很容易变异为抵制法制现代化的借口。

虽然难以精确地叙述法与发展运动究竟是如何触发的，但一般认为，1958年发表的约翰·帕克（John J. Parker）的论文《我们的伟大责任：必须把世界引向自由与正义》构成法与发展运动肇始的标志。④由受过专业化训练的法律家按照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进行体系化的立法和专业化的司法的阶段。

实际上，这种意义上的法制现代化是20世纪的亚洲乃至全世界的一个主旋律。立法当局还承认西欧现代法律的先进性，并公然标榜继受的谱系。

反之，在前现代社会，所有权保障、契约自由以及程序公正等观念比较匮乏。司法者和执法者不得不考虑性质相异相斥的各种规范之间的关系及其多样化组合，这势必会扩大裁量权。诸如此类的简单数据可清楚表明，当时推动法律体系完备化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投资环境，并且形成了内外有别的二重规范结构，使制度变迁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两个侧面凸显出来。民国时期的大规模法典编纂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制度设计因此，每一个民族国家都直接地享有和平的权利和保护和平的义务，这一权利不是后天强加于某一民族国家的，而是其直接享有的自然法权。二是在法哲学的意义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自然法权基础。

因此，一方面表现为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一方面表现为生产关系的不断改进。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总是把民主作为政治组织的真理。

当我们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候，显然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这就意味着它们所承载的价值绝不是某一民族国家的特殊价值，而是全人类应当具有的共同价值。就人与自然的矛盾来说，生态危机依然严峻，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物种灭绝等依然威胁着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人类尚没有摆脱因为自身违背理性法则而导致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第三，它们不仅仅是抽象的关于共同价值的观念，而且在具体内涵上构成了自然法权的基本范畴。这就意味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语境中被赋予其意义的，它针对的是有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民族国家，因此要在差异性基础上坚持同一性，这一同一性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而这些共同价值在民族构架交往实践中就构成了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自然法权。

综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需要把全人类共同价值确立为自然法权，然后促使这些自然法权进驻世界历史的实际生产关系中，并从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等方面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实质性地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抛弃和背叛上述自然法权的做法在资本主义文明中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仍然面临如下情况：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这些共同价值作为资本扩张和文化殖民的工具，在他们对待其他民族国家的实践行为中违背了这些自然法权的范畴内涵，使这些范畴变成了和现实脱节或背离的虚假价值观，进而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这也是马克思为何用其毕生精力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明的根本原因。

如果仅仅是某一个民族国家的主观愿望，根据文明多样性原则，其他民族国家就有权利放弃这些价值。这样，最初的物权在世界历史的生产关系中便表现为公平占有的问题。

康德怀着人类性情怀，寄希望于人类有朝一日能够彻底摆脱冲突，特别是摆脱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最终实现永久和平。因此，我们必须赋予正义这一自然法权以全新的意义，这就是在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生存行为的真理性。

发展这一自然法权表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直接享有推动自己民族国家实现发展的权利，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能阻止其他民族国家的发展，除非该民族国家的发展是以破坏和阻碍其他民族国家发展为条件的。显然，这是更加艰难的世界历史行动。

因此，在西方法理学体系中，物权同样是一种自然法权，即人对物的占有权利。而与此不同，人类文明新形态则在政治上坚持多边主义，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文化上坚持交流互鉴。在丛林法则中，霸道霸权就是真理。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然法权基础不能从外在的经验策略中获得，只能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在规定中演绎出来。

人类有能力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真理性，这同样是世界历史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正因如此，人类总是在自己的思想理论中创造自己的生活理想，这种创造自己生活理想的行为，是人类这一物种区别于其他物种而特有的生存方式。

自然法权所表达的是人的类本质，或者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人具有类本质，因此才希求普遍的东西。显然，资本主义破坏了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民主这一自然法权。

这也正是为什么西方政治哲学家持续探讨如何把人类从自然状态中带向法治状态的根本原因，因为人类在动物式的自然状态下无法实现永久生存，唯当借助实践理性为基础的法治状态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而这一社会状态的实践理性基础便集中落实在自然法权上。应该用同一把尺来衡量各民族国家的同一生存行为以及彼此构成的国际关系行为，这是一条直接享有的自然法权。